从总量调节到机制校准 四部门释放金融供给适配信号

2026-10-27 · 新旺配资

10月19—22日，2026 金融街 论坛年会在北京举办。论坛期间，中国人民 银行 行长潘功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鹤新齐聚开幕式集体发声。 在业内人士看来，上述表态均指向同一个方向：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需求之间的错位，不再靠总量扩张来弥合，而要靠定价机制、机构分工、资金属性与开放治理的同步优化。 “4位金融

10月19—22日，2026 金融街 论坛年会在北京举办。论坛期间，中国人民 银行 行长潘功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鹤新齐聚开幕式集体发声。

在业内人士看来，上述表态均指向同一个方向：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需求之间的错位，不再靠总量扩张来弥合，而要靠定价机制、机构分工、资金属性与开放治理的同步优化。

“4位金融监管部门负责人的发言共同释放了一个清晰信号：金融调控的重心正在从规模工具转向价格工具，从总量调节转向机制校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赵锡军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在货币政策方面，潘功胜在主题演讲中提出进一步优化短端利率调控机制。他表示，从现在的情况看， 银行 间隔夜回购利率实际上已成为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目标利率；但与此同时，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主要品种和主要政策利率的期限还是7天，两者并不完全一致。为了进一步提高利率调控的精准性，人民 银行 将研究择机把央行公开市场主要操作品种的期限切换为隔夜，公开市场隔夜回购利率将相应成为主要政策利率。

与此同时，贷款利率定价基准改革持续。潘功胜指出，近期，一些金融机构在人民银行指导下，同客户协商一致，引入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等市场利率作为浮动利率贷款的定价基准，较好满足了市场多元化的贷款定价需求，也有利于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未来随着多元化贷款定价基准不断完善，一些财务能力强的企业，可与金融机构协商后自主选择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作为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作为小企业、个人贷款的定价基准可继续发挥作用。

在赵锡军看来，无论是工具转换还是框架改变，都指向更多使用价格工具，更加适应市场化的精准调控。

在金融机构监管方面，变化则需要落在服务适配与考核尺度上。在服务适配层面，丁向群介绍，今年前三季度，银行业对实体经济提供新增融资支持超20万亿元，保险赔付近2万亿元，银行融资主渠道和保险保障作用有力发挥。增强适配性重在优化资源配置，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引导金融活水更好润泽实体经济。推动资金配置更加适应转型所需。积极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助力先进制造业做大做强和服务业扩能提质，促进培育壮大新动能。

要让适配真正落地，考核指挥棒需要同步调整。丁向群表示，我国金融机构门类齐全，关键是要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各类机构要立足功能定位、管理能力和比较优势，把握好业务边界，做到各司其职、各展所长。金融监管部门也会研究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推动机构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保障基础服务、立足承载能力、保持适度竞争的原则下，因地制宜推进中小机构减量提质，更好适应金融供需格局变化。她还强调，无序竞争具有顽固性反复性，需要保持定力、持续发力。特别是强化理念纠偏和行为纠治，督促机构摒弃规模情结，严肃治理不合规营销行为，严厉惩治金融“黑灰产”，真正把竞争的红线划出来，把经营的规矩立起来。

赵锡军认为，金融监管总局的政策与货币政策转向形成呼应。“丁向群明确讲不能以规模取胜，规模扩张的年代已经过去，考核要围绕效益、质量和风险展开。”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认为，丁向群提出研究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推动机构有所为有所不为，同时摒弃规模情结，二者的张力本质是考核指挥棒与经营理念的错位：规模情结源于以规模论英雄的考核惯性，而差异化考核正是要打破这一惯性。“化解之道在于将考核维度从规模增速转向质量效益，以新业务价值、继续率、投诉率、风险资本回报等替代保费规模、市场份额等指标，让机构在各自功能定位内追求质效而非体量。”

在外汇管理方面，朱鹤新表示，“近年来，外汇管理进一步将‘企业跨境经营自主’与‘开放生态建设’纳入同一治理框架”“改革的成效，最终要看经营主体是否具有活力和竞争力”“以企业获得感检验外汇管理改革开放成效”。他同时透露，近期将集中推出经常项目便利化、优化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推动外汇市场开放发展等一揽子增量措施。

业内人士认为，规模标尺的退场，正是本轮调整的深层逻辑。东方金诚金融业务部执行总监张丽向记者分析称，宏观经济已进入存量优化期，金融总量与资金使用效率被重新校准，政策与监管工具同步纠偏资金空转和规模导向考核，各条政策主线都指向“做优存量”，评价标尺在向质量、效率、风险集中。但规模并没有真正消失，它仍是机构经营和风险吸收的基础，只是从“指挥棒”退居为“背景变量”，且退场节奏在不同机构、不同领域并不一致，需要机构考核和激励体系同步配套才能真正落地。

在赵锡军看来，这一转向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密切相关。“过去强调规模扩张、大水漫灌，政策边际效益越来越低。高质量发展要求精细化处理，发挥每个市场主体的作用。不同企业对融资成本的敏感性、所处发展阶段和风险承担能力都不一样，一刀切的规模工具很难真正引导行为。”他表示，价格信号能让市场主体调整预期和行为，这也是成熟市场经济体央行普遍以价格工具为主的原因。

10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资本市场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李扬在2026 金融街 论坛年会“适配·精准·共生——构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新生态”论坛上亦表示，当前实体经济已经出现结构性变化，需要金融部门与之适配，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多元化融资结构是重要发展方向。

刘英告诉记者，4位负责人发言共同指向金融供给的适配不再靠总量扩张，而靠机制校准，这一判断对金融发展和实体经济具有深远意义。“在金融发展层面，意味着告别大水漫灌式的规模驱动，转向通过利率市场化（政策利率换锚）、差异化考核、长周期考核等机制性改革，提升金融资源配置的精准性和效率，实现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转变；在实体经济层面，机制校准使金融资源更精准地流向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等国家战略领域，降低实体融资成本，同时通过有所为有所不为避免资金空转和同质化内卷，真正实现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提供适配的金融支撑。”

张丽同时坦言，金融机构要真正承接这一转变，难度客观存在：商业模式和考核深度绑定，压缩规模同时考验定价能力、中间业务和 综合 服务能力；负债和资产两头挤压，净息差收窄直接冲击盈利；大行和中小机构分化加剧，中小银行对规模依赖更强、转型资源更少，可能加速整合；中长期资金和主动ETF要求投研、产品设计、投资者适当性和长期考核的系统性升级，比短期冲规模更慢更难。

不过，赵锡军也判断，金融机构落地这一转变“已不是问题”。“大银行早就完成了市场化改造，现在算账算得很清楚。以前靠放贷款规模取胜，现在规模受需求约束放不出去，就要算细账，算每一个点存款利率变化对盈利的影响。”